南京成元路还有吗-周恩来在长征路上“病危”背后的真相

长征路上周恩来“病危”背后的真相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在2500英里长征中病重。到目前为止，对周恩来的生病和治疗仍有不同的看法。为此，笔者收集了大量资料，并在国防大学档案馆查看了有关当事人的档案资料。结论是，周恩来长征路上的疾病主要依靠医生的治疗，而不是一些人所说的“听天由命”。

周恩来长征时的贴身警卫说

长征期间，周恩来有两名贴身警卫：警卫长范金标和警卫魏国禄。

南京成元路还有吗

魏国禄在周恩来去世的那一年，写了一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6年12月出版的《与周恩来副主席长征》的书。在这本书的53页，有一篇关于周恩来在长征路上生病的文章。魏国禄在文章中写道：

回到住处，范金标把准备好的晚餐还是青稞麦和豌豆苗，拿出来请首长吃。

周副主席看了看，说：“不想吃，请给我做一杯开水。”

我拿了沸水，他摊开文件，像往常一样在微弱的灯光下工作。我放下沸水，周副主席让我休息，说他也马上休息了。果然，我很快就离开了房子，看到他的办公室灯熄灭了，我很高兴，想：副主席今晚休息得很早。但不到一个小时后，我听到他说：“警卫！”

我赶紧走到他面前，他说要再喝一杯开水。我听他说话的声音和平时不一样，看起来那么虚弱，就问他:“你不舒服吗？”摸了摸，我惊叫道:“头在发烧！”

请医生，一量体温39.5度。这吓坏了我们。邓大姐更是为首长的病焦虑不安，一直留在身边精心照顾。

第二天，周副主席烧得更高，整天昏迷不醒。毛主席、刘伯承、叶剑英等首长都来看他；看到副主席病得这么重，他们都很着急。毛主席问卫生部同志:“傅连可以回来吗？”

“傅医生和朱总司令带领的五九军团南下了。”卫生部同志说:“电报回不来了，太远了。但是一个团队里还有一个医生。”毛主席指示卫生部打电话给医生，立即盖住毛。

一位姓戴的医生很快就来了。据说他和罗炳辉同志从江西吉安出来。他的医术很高。我们都很高兴有这么好的医生。

按照医生的命令，我们的几个警卫轮流从山上弄些冰变成水，泡毛巾给首长冷敷...

魏国禄的回忆表明，第一个体温测量的医生应该是第一个看周恩来的人，可能是随队的医护人员，而“姓戴的医生”是戴济民医生。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非常重视这件事，甚至几百英里外的朱老板也发了电报。后来，我找到了其他医生。魏国禄没有写进他的回忆录的原因是戴济民医生提出冷敷和降温措施后，他被派往60华里外的雪山背冰。

卫生部原顾问王斌这么说

1981年9月22日，笔者有几位中央文献研究室同志访问卫生部顾问王斌的记录稿。参与者包括方明、成元功、郑淑云、李平和李海文。这份记录稿是郑淑云整理出来的，然后用旧的手动打字机打出来的。访问王斌的“访问题”是:“总理在长征路上生病，延安时立即摔倒后骨折”。现将相关内容摘录如下:

在我们红军，有四种最严重的疾病，即疥疮、疟疾、下腿溃疡和痢疾。当时他(指周恩来)患的是这四种疾病中的一种。在毛盖上，总理拉得很厉害，发高烧。经实验室检查，总理排便中发现阿米巴原虫，实验室结果可诊断为阿米巴痢疾。邓大姐、何成(红军卫生部部长)当时都在场。我为总理看病的时候，是他病重的时候。临床表现为高烧多天不退，白血球升高，皮肤发黄，肝肿大在右下横指。我立刻怀疑他是不是阿米巴肝脓肿，肝区已经拖到右肠窝了。红军看到了很多这种病，临床上看到了很多，解剖了很多，主要是脓肿。结合实验室检查和临床表现，邓大姐和贺诚在做这个诊断时都在场。长征很难。幸运的是，我带了一些X光机和显微镜进行检查或诊断。还有治痢药易米丁。因为病重(垂危状态)，除了用易米丁药，我还请卫士同志去毛儿盖山挖冰，用冷敷，主要放在肝区。为了防止炎症继续发展，因为肝脏正压在横行结肠上，我的策略是诱导它向下发展，而不是向上发展，让它按照我的计划穿孔排脓..

有一天，警卫跑过来告诉我，大便被拉了很多，大部分都是盆。我马上去看，是时候排出脓了。我真的很高兴，邓姐姐也很高兴。我高兴地说，体温会下降。下午体温真的下降了！姐姐对我说:“哦！真的很紧张！”

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不可避免地会有所不同，但王斌是红军卫生学校的校长和著名的外科医生，他一定参与了周恩来疾病的治疗。如果没有治疗，这种长征中死亡率极高的疾病怎么可能自己好呢？参加这次采访的同志们非常小心，在采访了王斌顾问后，他们去北京医院拜访了潘其美医生。潘医生说：“易米丁药是治疗阿米巴痢疾的特效药。总理生病是因为及时用药，光靠冰敷是治不好的。冰敷只能降温。”

1988年9月26日和10月30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采访小组对王斌进行了两次采访。王斌顾问不顾年龄，还为周恩来的病画了示意图，并留下了以下文字：

周副主席在长征途中患有阿米巴痢疾。经主治医生王斌、李志医生、孙仪之医生会诊，在显微(镜)下发现阿米巴痢疾原虫。所以诊断出来了。

然后每天发高烧。发现肝右叶肿大下垂到盆腔口。白血球增多。

以胸骨和脊柱中线为轴，测量左右胸围。右胸围比左胸围大四个水平手指。因此，右叶肝脓肿被诊断为并发性。根据临床病理统计，大多数是孤立的肝脓肿，可与水平结肠粘连。穿孔排出脓液并愈合。但也有一个不是孤立的，有两三个更（更多）的脓肿。

天佑先人，周副主席的病顺应自然发展规律，愈合。当然，这与诊断和治疗的准确性有关。注射Emetine，将冰袋放在肝上方，促进其向下发育，并与横结肠粘连穿孔。

当事医生的珍贵手迹不仅说出了周恩来当时的病情，还提到了李志和孙仪之两位医生。孙医生当时去世了，李医生还活着，所以中央文献研究室派郑淑云去看李志医生。

李治将军病床上的记忆

1929年，李治毕业于上海南洋医科大学，到国民党军十八师当军医。当时，十八师正奉蒋介石的命令“包围”中央苏区的红军。前敌总指挥是毛泽东话中提到的“齐声召唤，前面抓住张辉赞”的张辉赞。1930年，红军打下龙岗，18师医务室的医疗器械还没有清理干净，李治和张辉赞一起成了红军的俘虏。经过教育，李治很快就成了红军的医生。

几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队伍壮大，成立了红军卫生学校，王斌为校长，李志为教育长。1955年，李志被授予少将军衔，1986年从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退休。

1988年12月14日，郑淑芸访问李治。当时，李将军已经90岁了，卧床见客。

郑淑芸问：“你为周总理治病了吗？”

李治回答:“这是一件遥远的事情。”

郑问：“是长征路吗？”

李答:“是的。在毛儿盖。他得了阿米巴，是痢疾。阿米巴原虫主要寄生在大肠中。”

郑问：“肝肿大吗？”

李答:“肿大。这是内科疾病，我负责医疗，孙仪之，我们是内科医生。咨询意见是快速治疗，用Emetine特效药物治疗……”

通过李治将军的陈述，也说明周恩来病后有四五名医生参加了会诊和治疗，使他的病情得到了改善和治愈。

邓颖超生前的记述

20世纪80年代，由于周恩来长征路上的病情众说纷纭，当时还活着的邓颖超非常重视这件事。1985年8月，当她在大连棒锤岛休息时，她让秘书赵伟记录下来，写了一篇文章“路是人走出来的——通过草地”，特别回忆周恩来的疾病、治疗和她自己的危险，内容非常详细。关于周恩来在毛盖生病的情况，文章是这样写的:

一天下午，有人突然告诉我，周恩来发烧了(我们从长征开始就不在一起了)。当我见到他时，(他)发烧了，担架上盖着厚厚的东西，简单地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把他带到了他的工作总部。两地之间约有四五里距离(指周恩来和邓颖超各自的住所——作者)。因为不知道他害了什么病，病情(又)发展了。第二天，我骑马去了他的住处。他发高烧。医生看到他的病是我们长征路上常见的疟疾症状。那时，我坐在那里等他的体温是否会下降……后来我不再等了，只好回到我的住处，每天来看他。三四天后，两名医生会诊，一名是王斌，另一名是李志同志。他们都是在江西与国民党作战时被俘的国民党医官。参加红军后，他们忠于红军和医疗事业。认真研究恩来病。...后来总部要出发了，恩来搬到了毛主席身边。这时，我也搬到了恩来(那里)一起生活。我在地下铺了稻草。他睡在木床上。两位医生继续观察，不相信是疟疾。他们怀疑肝脏有问题，所以他们检查了胸部和肝脏的部位，发现肝脏肿大在右肋骨边缘下的两个手指。最后，他们被诊断为肝炎，并已成为肝脓肿。当时草地环境无法手术。按脓疱治疗，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局部的“冰冻”，冰到60英里外的山上去背。这时，医生也给我做了思想工作，让我读一本关于肝脓疱的书。书中有100例，99例都写得很清楚，预后不好，唯一的例外就是肝化脓，通过肠排出脓。所以我决定等回冰，冷冻退烧。背冰的同志一大早就出发了，半夜二三点才回来，冰化了一半，还可以。把冰放在袋子里，放在肝脏里。他昏迷不醒。医生最大的希望就是用冰退炎。下午五六点钟，恩来逐渐醒来，不时呻吟，说肚子疼。我们扶起他解大便，排出绿色臭脓便，体温下降到35度。第二天，医生看了之后，他的诊断是肝脓疮穿孔，通过肠道排出脓液。为了尽可能清除脓液，他们采取措施给恩来服药，停止肠道蠕动三天，并告诉我每小时测试（测试）一次体温，直到第二天下午，体温为35度。医生们没有告诉我温度接近“死人”的温度。幸运的是，体温慢慢上升。病情也慢慢好转。又过了一天，医生们检查了两次，发现他的肝脏大小接近正常。因此，治疗是正确的。这时，戴济民医生被邀请去照顾他...(我想)特别是王、李医生对恩来病的诊治准确及时，让他脱险康复，应该向他们表示无法形容的感谢。后来代替他们的戴济民老医生，几年前也去世了...我为什么要写这样的经历？因为恩来同志去世后，近年来有的同志写了这一段，有的不合事实，有的差别很大，需要写这样一段作为澄清。

读完这段邓英超从未发表过的记忆，综合前几个人的陈述，可以看出，周恩来在长征中生病后，首先邀请一名医生测量他的体温，然后邀请戴济民医生，找到红军卫生部长何成，然后找到王斌、李志、孙仪之三位医生一起咨询，诊断为阿米巴肝脓肿，使用特效药易米丁。周恩来病情好转后，王斌想为王嘉祥治疗腰伤——他长征前在苏区被敌机炸伤腰部；李志的其他医疗任务也很重，所以他留下戴济民和周恩来的担架作为陪护。因此，周恩来的病是经过许多著名医生的咨询，并用显微镜等检查，诊断为阿米巴肝脓肿，然后对症下药，使用治疗阿米巴肝脓肿的特效药易米丁，使周恩来康复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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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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